书法在封建时代是有钱人家为了入仕而进行的一项必修课程。因此，穷人家很少有子弟学习书法，因为连读书都很难达到。传统书法的学书方法和过程，通常是从楷书开始，在父辈、私塾或家教的指导下，练好“童子功”。稍长，习行书，再草书。历代大多数书法家，只学楷书、行书，直至终老一生，而往往很少涉猎草书。即便作草，也是在行草之间，而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草书。因此，历代书法家中，以草书见长的书法家其实并不多。这种学书的方法和过程，恐怕可以上溯至唐、宋。当然，像王铎、傅山这样的大家，在创作时，偶尔也涉猎隶书、篆书，但那属于凤毛麟角。真正以篆书、隶书为创作书体的，秦汉有李斯、蔡邕等当时的书家，唐代也只有李阳冰，宋以后所作，离秦汉则远甚。到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书家才注重篆隶书法。但篆隶书的学习，也多是在楷行之后。所谓“楷书如站立，行书如行走，草书如奔跑”的学书轨程深入人心。这种传统观念的学书方式和过程，被邓石如打破了。

邓石如一反传统方式，直接致力于篆隶书。邓石如早年的情况已无法确切考证，但相关记载，都指出他擅长篆书。在邓石如自己看来，真正学好书法，当是在梅镠家的8年。他用5年时间完成了篆书的学习，再用3年时间完成了隶书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方式和过程本身，是远离帖学传统的。其结果，创作的作品自然也是与当时的所谓“传统”大相径庭。

[清]邓石如  帝尧陶唐氏  114.7×33.4cm  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观邓石如传世书法，篆书是其根本。清中期开始流行篆书，以王澍、段玉裁、钱坫、洪亮吉为代表，都是烧毫作字，烧毫成了当时篆书书写的定法，意在书写出线条均匀的铁线篆（或称“玉箸篆”）。而邓石如生长在安徽乡下，并没有受过这类烧毫书写的教育，因此，他作篆书，从一开始就是使用普通毛笔，且都是羊毫。可以说，邓石如的出现，清中期描字的篆书写法转变成为了书写篆书。由于邓石如在学习过程中，篆隶同时进行，因此，所作篆书往往带有隶意，这在当时来说也是破天荒。他在北京高官宅府中作字，令当时名家大为震惊。大多赞之为“天才”，也不乏蔑视为“野狐禅”者。

邓石如的篆书随着他的年岁在不断进步。从传世作品看，中年（早年作品尚无确证者）作品以李阳冰风格为主，渐渐上溯秦汉，偶尔也有金文创作。

邓石如作篆，笔笔中锋，逆入平出，回锋起止，竖画则顺锋终。线条初略细，近玉箸篆，晚年线条变粗，且浑厚、质朴。造型也是从圆转到圆中见方，方圆结合。气息看，初为华丽，渐渐去华求实，终至平实而无华。这种方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吴让之（1799-1870）、赵之谦（1829-1884）、吴昌硕（1844-1927），及至当代。赵之谦曾在篆书《〈峄山碑〉册》后作跋语云：“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谿胡荄甫。熙载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赵之谦跋邓石如隶书《司马温公居家杂仪残本》云：“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善易者不言易，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皆一理。”

[清]邓石如  节录《庐山草堂记》 纸本

邓石如打破了李阳冰以后近千年的沉滞范式，远离了烧毫书写的铁线篆，上追秦汉，竭力还原秦汉篆书，仅此，也足具开山之功，这在当时得需要有绝大的勇气和信心。从此，篆书开启了新的方法论，“师法秦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岁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又说：“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此是的论。

（选自邹涛《清代篆书中的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原文刊发于《中华书画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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