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可以说是一种最古老但又最年轻的书法，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且顽强地根植于象形，并未简单地仅用声音符号来做文字记录。象形文字本身即有造型的要求，所以中国文字一开始就是美术家的工作，从最早的甲骨文开始，这种象形文字就被称为篆书，甲骨文保留有非常明显的象形痕迹，笔划加减比较随意，因此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此后的金文或称钟鼎铭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石鼓文一起合称为大篆，文字的规范性进一步加强，字形及章法更趋规整，词汇增多，故可以有长篇铭文。直至秦朝一统天下后，李斯推行“书同文”，并彻底规范了篆书的写法，世称小篆。

甲骨文

甲骨文应该说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还保留有大量的象形成分，故在笔划方面增减会有些随意，仍存有较多的假借通用字。故在欣赏甲骨文书法创作时会发现难有较长的诗文创作，除非自己造字。

金文

金文与石鼓文等属大篆，以区别于秦之“小篆”。这种文字盛行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现在可看到的金文主要为青铜器如钟和鼎上的铭文，古称青铜为金，故又称“钟鼎文”，或称“吉金文”、“款识文”。

石鼓文

为先秦战国时刻于石鼓的文字，距今约2300年，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石鼓文真正面貌还是比较儒雅而方正的，后世诸大家中习石鼓文最著名的是吴昌硕，不过吴昌硕的篆书风格与石鼓文还是相差较远的，倒是王福庵与杨沂孙接近古意一些，尤其是王福庵。

秦小篆

秦小篆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行的书体，历史文化的丰功伟绩自不在话下，但于艺术角度而言，则如后世的馆阁体与现在的印刷体，形式的绝对统一，抹杀了个性，也就抹杀了这种艺术形式的创新能力，故篆书这门书法艺术于秦小篆后即可谓是进入了一个漫漫长夜。其间偶有如李阳冰等篆书高手，但其小篆书体仍未脱离铁线篆、玉筋篆的樊篱。

汉篆及元代吾赵篆书复古崇汉

元代吾丘衍、赵孟府倡导复古，并身体力行倡写汉篆，汉篆的特点是较方正，相较于秦篆结体要扁，而且方笔较多，这应该是受到隶书结体的影响所致，最典型者如三国时期的天发神CHENG碑，以隶笔作篆，笔划方折厚重，直线收笔处成悬针状，后人称之为悬针篆。历来书家对此碑评价甚高，影响深远。不过一些题额可能也是受到章法排布的影响，必须作扁作方。但汉篆仅限于一些碑额、汉印、铜镜、钱币、瓦当等片言只语，如雪泥鸿爪，终难以与隶行楷草诸体比肩。不过从小篆书体正本清源而言，崇汉是复古正体的主要内容。故汉篆自元朝吾丘衍、赵孟府等力倡后，逐渐受到追捧和重视。

明代赵宦光的草篆

对于篆书书写范式的局限性其实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也有人尝试变革和创新，如将篆书之“引”发扬之，结果状如道符；而明代赵宦光为饱学之士，他以草书笔意入篆，以“草篆”自成一家，并有可观者，亦属难得。现代也有学者开始重视赵宦光的草篆，认为赵才是将笔墨提按引入篆书的首倡者。不过，如前所述，小篆其实是一种正体文字，雅正还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赵宦光的草篆的确过于率性有失古意，故广为后世所诟病，也许此可解释其书道之不昌。但赵宦光的这种将篆书作为“平常字”的尝试仍是有意义的。

邓石如对篆书的再造之功

到清末，邓石如秉承汉篆，以隶笔入篆，既使篆书有了“平常字”的书写性，又很好地保持了篆书正体的雅正，遂一改千年来铁线、玉箸等“描篆”而成为“写篆”，真正使篆书变成一种适合笔墨特性的书体，从而开创了篆书的新时代，正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分第六》中曰:“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 “康氏所言极是，清人于小篆笔法的解放，使那种近于图案摹写的描头画脚变为提按使转、从容不迫、笔情墨趣自由挥洒的书写。此后晚清篆书大家辈出，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徐三庚等各有特色，各擅其长。现代之王福厂、吴昌硕、萧退庵及其弟子邓散木等诸大家又继起领一段风骚，余绪蔓延，方兴未艾。基本都遵循了“平常字”与“方正”的正体思想。

当代小篆的创作

兹引李庶民先生《斯翁之后直至当代——展览机制下的小篆创作》一文所评，“展览中的小篆作品除了少数取法秦诏版、简牍者外，绝大多数是取资玉箸篆、铁线篆等纯篆引笔法与取资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等融汇隶书、魏碑笔法的清人篆书两大类型。前者以《峄山》《会稽》诸刻石以及李阳冰《三坟记》《般若台记》《谦卦铭》为取法范本，以金枝秀华、玉钿错彩为尚，表现此类小篆婉转华滋、劲健清爽、舒卷流畅、摇曳多姿的审美风情。极端者甚至有取法传为瞿令问《峿台铭》一类铁线篆者，以纤如发丝的用笔、细如悬针的线条、端严工稳的结字，营造一种精工极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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